魏、蜀、吴三国鼎立时期（220—265年），户口数字缺乏明确记录。西晋初，陈寿撰《三国志》，有纪传而无表志，内容失之过简。南朝宋裴松之作注，博引群书，以补其阙，始有蜀后主炎兴元年（263年）降魏时“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，领户二十八万，男女口九十四万，带甲将士十万二千，吏四万人”，及吴天纪四年（280年）王浚于孙皓受降时“收其图籍，领…户五十二万三千，吏三万二千，兵二十三万，男女口二百三十万”的记载。其后南朝梁刘昭为成书晚于《三国志》的晋司马彪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作注云：“（魏）景元四年（263年），与蜀通计，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，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”，减去同年蜀户口数，则魏有户663，423，口4，432，881。唐杜佑《通典》即综合以上数字为“天下通计户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二十三，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”。与同书记载的东汉桓帝永寿三年（157年）10，677，960户，56，486，856口相较，尚不及七分之一，降到了我国有史记录以来人口数字的最低点。

　　1.三国户口数字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

　　曹魏统治下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，是东汉末黄巾起义军受到地主武装的血腥镇压，以及继之而来的军阀混战的主要厮杀场，再加上天灾频仍，人口有了空前的减耗。全国精华所在的东、西两京及其附近的河南、三辅地区，在董卓及其部将的劫掠下，“名都空而不居，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”，青州“邑有万户者，著籍不盈数百”，冀州在曹操占有其地时，得户“三十万众”，只及东汉时的二十分之一，其人口减损之多，当可想见。

　　曹魏承汉末丧乱之后，经过四、五十年相对稳定局面，生聚孳息，由于广行屯田，兴修水利和招徕流民，使东汉以来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又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，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。如两淮地区，“自寿春到京师，农官兵田，鸡犬之声，阡陌相属”，达到“资食有储，而无水害”，再加上曹魏对农民剥削的程度比东汉为轻，在《收田租令》中规定：“其收田租亩四升，户出绢二匹、绵二斤而已，他不得擅兴发”，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农田亩产量提到了历史时期的新水平，由东汉末建安时的“令亩收三斛”，提高到“白田收至十余斛，水田收数十斛”。从左思《魏都赋》所述“绵绣襄邑（今河南睢县），罗绮朝歌（今河南淇县），绵纩房子（今河北高邑西南），缣帛清河（今山东临清东北）”，可见丝织业在汉末严重破坏以后也已得到复苏：而汉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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